摘要：在四川汶川县绵虒镇飞沙关附近，有一处受地震破坏较小的台地，硅酸根分析仪台地上面，是大禹的祭坛。与祭坛隔河相望的岷江西岸，则是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大片坡积物和滑坡、泥石流遗迹。在这些地震痕迹中，有一处扇形的坡地与众不同。
南都记者谭万能发自汶川
在四川汶川县绵虒镇飞沙关附近，有一处受地震破坏较小的台地，台地上面，是大禹的祭坛。与祭坛隔河相望的岷江西岸，则是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大片坡积物和滑坡、泥石流遗迹。在这些地震痕迹中，有一处扇形的坡地与众不同。尽管看上去仍有典型的滑坡痕迹，但一级一级的土黄色台地，仍让它与周边灰白色的地震痕迹分开来。
使它发生变化的，是“中日技术合作四川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项目（PFRE）”在汶川县的示范工程。日本治山专家、汶川的林业技术人员，以及山下村庄里的居民们，共同奋斗半年多的时间后，将这块面积约1.3公顷的活动滑坡体，“钉”在了山体上。现在，梯田状的山坡上，洋槐、辐射松、黑麦草等植物，正在努力“安家落户”。
在这片“前滑坡体”正下方，是绵虒镇克约村。村里安静整洁，似乎从未受地震的影响。但事实上，过去三年里，村民都在担心后面的滑坡体会否在雨季时冲入村庄。村民现在的安心，源于对日方首席顾问“大西先生”的信任，“古有大禹治水，今有大西治山”，这是大禹故里的村民送给他的最高赞誉。
日本送来“治山”技术
“大西先生”的全名是大西满信，是目前正在进行的PFR E的日方首席顾问，日本林野厅治山专家。这是大西继2002年作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 A）派出的专家，担任中日合作的“四川省示范林营造计划项目”首席顾问后，再次入川担任项目首席顾问。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日本方面派出的地震救援队，令人印象深刻。地震救援结束后，日本方面将支援的重点转向了震后重建工作方面，涉及应急救援、建筑抗震、心理援助和植被恢复等方面。据日方的统计，因地震造成的植被损毁面积约为33万公顷，足有13200个足球场那么大。并认为“这些林地目前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次生灾害，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植被”。“2008年12月，四川省林业厅和日本方面在成都召开了‘四川地震灾区生态恢复重建技术研讨会’”，四川省林业厅国际合作处副处长张黎明说，这是日本的震后生态恢复重建经验，首次为四川地震灾区县级林业局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所了解。
一年以后，随着震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推进，生态恢复逐渐成为恢复重建工作的重点。2009年11月，中日双方就合作开展灾后森林植被恢复与重建示范达成共识，双方签署了“四川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示范项目”协议。2010年3月18日，PFR E项目在成都正式启动，同时举行了第二次技术研讨会。大西满信及其原来在凉山州从事“四川省示范林营造计划项目”的团队，再次成为JIC A驻川的项目代表。(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日本地震发生频繁，在地震灾后生态重建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大西说，震后生态重建和植被恢复工作，首要的便是“治山”，也就是防止地震后的次生地质灾害带来的水土流失。当然，仅仅是“治山”，并不能有效恢复植被。在多年的灾后生态重建实践中，日本已经摸索出治山与植被恢复、治山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等方面的综合技术，这恰恰也是四川地震灾区生态恢复过程中，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
大西本人便是日本国内这方面的专家。根据中日双方的协议，大西等人在四川的任务就是“制定森林恢复规划、开展示范性恢复工程、培训技术人才和推广重建植被恢复技术”。从2010年开始，PFR E在北川、绵竹、汶川三地陆续开展示范工程，结合日本经验和当地实际，在实施项目的同时，对中方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培训。
河谷上的“梯田”
在绵虒镇大禹祭坛附近的公路上，可以看到岷江对岸克约村的山脊上，有一片扇状的褐黄色“梯田”。“这是我们在汶川县的第二个示范点，刚刚完成治山和种树工程”，日方项目联络员町田良太说，“从去年9月份开始整理，到现在已有8个多月的时间”。町田拿出2011年施工前的照片，彼时，这片坡地和周围的地震遗迹一样，碎石密布，只有在没被掩埋的原有山体上，零星地长着些许杂草。
去年9月13日，克约村示范项目正式开工。由大西担任施工的技术指导工作，绵虒林业工作站陈熊等三人担任施工管理人员，克约村一组组长张国全则负责协调与当地农民的各项事宜，组成日方、中方和当地老百姓的联合“治山”队伍，开始对这个坡度约35°，坡面长达130m的地方进行“治山”工作。
“先治山，后绿化”，这是日本灾后植被恢复的基本原则。“治山最大的难题在于稳定滑坡体”，大西说，为了确定在哪些地段采取哪种固定方法，必须首先对滑坡体进行全面测量。“仅靠远看是不够的”，日方长期治山专家挂部晋在技术总结中写道，必须走近滑坡体，甚至是爬到滑坡体的顶端，对它进行详细的了解，运用诸如全站仪等测绘仪器对其精确制图，确定施工路线。确定施工路线后，修建挡土墙、设置排水沟、土袋压实、地表覆盖等工作依次进行，“治山”工作即可告一段落，远远看去，就呈现出灰白相间的“梯田”景观。
“施工过程中最怕飞石”，多次陪同日方专家到施工现场的张黎明说，由于地震造成的滑坡体上大小石块密布，加上山顶还可能发生小范围的崩塌，日方要求施工过程中，必须佩戴安全帽。石块虽然是施工最大的障碍，但也是施工可用的材料，“比如施工中采用的铁丝笼挡土墙，其中所装石块就可以现场取材”。
虽然施工艰难，甚至有可能出现设计不合理，施工过后出现垮塌等情况，但中日双方通过2年多的实践，已逐渐找到适合不同灾区的“治山”模式。比如北川，一般采取陡峭位置设置铁丝笼挡土墙，稍陡峭位置用竹栅栏挡土，其余位置用土袋压实的办法；而在汶川，由于坡度更陡，土层更松散，则需要至少每隔20米设置一道铁丝笼挡土墙。实际上，克约村的示范点上，一共设置了12道这样的挡土墙，“越到上面，施工越难”。
除此而外，排水是否成功，则是“治山”能否长久的关键，目前，项目采取的是用土袋修建排水沟，主要是减少冲刷，同时可截留更多的雨水。
最难啃的硬骨头
本月下旬，PFR E将在成都召开项目联合协调委员会会议，北川、绵竹、汶川等示范项目实施县的林业工作人员，将聚到一起，分享治山植树的经验教训，总结可以推广的植被恢复技术。
汶川县林业局绵虒林业工作站的工作人员陈熊最近一直都在忙着准备这方面的材料。克约村的示范项目，是新近完成的示范点。为准确掌握治山效果和植被恢复情况，陈熊几乎每天都要往示范点跑，检查治山工程有没有因为新的崩塌影响，看种下去的草木是否正常生长，决定是否需要抽水灌溉等。
陈熊的紧张是有原因的，虽然同是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县，相比北川和绵竹，汶川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由于地处龙门山脉以西的岷江干热河谷，汶川-茂县一线的自然条件较之其他地区更为恶劣。地震之前，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等研究机构，在这一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植被恢复研究，迄今仍未得出可以广泛推广的技术体系，原因就在于气候和地形的复杂性。
实际上，据成都生物所印开蒲先生提供的照片显示，100多年前，英国人威尔逊在绵虒拍摄的老照片上，整个河谷里植被也非常稀疏。2008年地震后，印开蒲在老照片原址拍摄的照片上，原有的稀疏植被，几乎全被地震造成的坡积物覆盖，2011年底印开蒲再次到绵虒原址拍了一张照片，震后的植被恢复情况仍不乐观。
“地震造成了大量不稳定的滑坡体和坡积物，使得水土流失面积增加，植被恢复困难，其中汶川县尤其明显”，曾主持参与过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生态破坏评估的四川省环科院副总工王庆安研究员表示，汶川县所在的岷江河谷既是震后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也是植被恢复最难啃的“硬骨头”。震后四年的今天，汶川县都汶公路沿线地区，仍被不少人称作“魔鬼河谷”，两旁大多是坡度大于45度的高山陡坡，山上仍随处“挂着”活动的堆积体，堆积体上，寸草不生，一下暴雨，随时可能冲进岷江。
PFR E在汶川要“治”的便是这样的山。陈熊忙着检查维护的克约村示范点，即便经过整治后，仍是随处可见大小石块，土层稀薄。植物在石块的缝隙中，艰难地生长。
艰难的复绿
即便是“地震大国”的日本，也鲜少岷江河谷这样大规模的山体破坏、植被消失。在汶川，大西往往也感慨，“这里治山的难度太大了，生平未见”。虽然日本每次的地震爆发，也会引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自然灾害，但由于日本地震区域整体上水热条件较好，采用治山措施后，经过适当的植被恢复措施，甚至是让其自然恢复，都能较快地“复绿”。
但汶川县的情况则大有不同。张黎明说，岷江河谷的年蒸发量往往超过2000m m，而降雨量不到500m m，加上河谷地区特有的“梵风”，使得河谷下部非常干旱，“明明河里流着大量的水，两边的山上却像西北干旱地区，只零星地生长着低矮的灌丛”。正是这样的环境，使得与“治山”相匹配的“种树”极为艰难。据汶川县林业局的统计，在2010年完成的威州镇新桥村“治山”示范点上，2011年种植下的苗木，当年的成活率不超过50%.
在克约村的示范点上，今年的植物种植汲取了新桥村的经验教训。春天刚过，首批种植的苗木成活率较新桥村有了较高的提升。在陈熊随手携带的小本子上，“香椿成活率80%、辐射松成活率98%、洋槐成活率98%、核桃成活率60%、黑麦草出苗率接近100%”等数据，看起来相当喜人。但这一成绩，是陈熊几乎每天都要往示范点跑，看到土地干旱，就要及时抽水浇灌换来的。在新桥村，今年也装上了抽水设施，以备土壤干旱时，及时浇水。
由于相对更为恶劣的自然条件，汶川县的治山成本较之北川、绵竹都有较大的提高。以新桥村项目为例，据町田良太提供的统计数据，治山植树等全部工程完工后，每公顷的投入近93 .4万元，即每亩地需投入6.2万元左右。如果加上项目实施后的维护、苗木补种和抽水灌溉等投入，每公顷的投入将超过100万元。“这是普通造林价格的100倍”，大西坦陈，项目能够实施推广，最大的难题就是钱，而他现在要做的是“在效率和成本之间找一个平衡”。(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日本方面确实也在寻找这样的平衡。在项目施工上，磷酸根分析仪更多地结合了当地的实际，采取更节约成本的方法，比如在汶川使用的石砌挡土墙等。同时，采用诸如铁丝笼、土袋等规范化材料，也使得治山复绿技术有了更大的易用性，也更利于当地居民学习借鉴。
大西同时也表示，大面积推广“先治山、后植树”的震后植被恢复技术，仍需要根据不同的滑坡体性质确定不同的技术路线，比如汶川和绵竹使用的方法就不完全一样，这方面需要工程技术人员做指导；二是治山要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结合起来，不仅要让他们参与治山时能获得经济收入，也要使治山成果能为百姓带来福利。(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但汶川-茂县地区广发分布的滑坡体，不可能每一处都采用大西的“治山”方法，毕竟成本较之普通植树造林高出近100倍。对此大西也建议，现阶段，只能将“治山”重点放在“有人群居住地区”。
生态恢复才刚刚开始
PFR E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一种震区生态环境恢复标本兼治的技术模式，既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次生地质灾害防范问题，也为长期的生态环境恢复，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这些经验，在四川同期进行的“中央投资植被恢复项目”和“欧投项目”中均有应用。
四川省也即将启动更大规模的震后生态恢复重建项目，也将借鉴PFR E的经验。据四川省林业厅相关人士透露，四川省即将在全省39个受灾县（市）启动震后生态恢复重建项目，其中，汶川、茂县、北川、绵竹和都江堰，将成为恢复项目的示范县，目前，项目已进入选址阶段，而技术上，也将借鉴PFR E项目在汶川、北川、绵竹、茂县等县（市）的经验，并在项目实施上有一定地理重合度。“我们希望借此引进日本先进的技术、理念，培养出一批熟练的技术人员，用于指导全省的生态恢复重建工作”。
但是，即便四川地震重灾区“治山”和种树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灾区的生态恢复重建工作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中科院成都生物所潘开文研究员认为，震后的生态恢复，不仅仅是“种树复绿”或者“恢复森林覆盖率”这么简单，最终的目标仍是恢复生态系统的功能，比如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等，这也正是地震所在区域在我国生态格局中具有重要位置的原因。
潘开文说，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态区域，一个是龙门山脉以东的优势生态区，一个是岷江干热河谷的生态脆弱区。前者的植被和生态功能恢复相对较容易，主要是防范次生地质灾害，而后者的恢复则要艰难和漫长很多，甚至需要几十上百年的时间。
实际上，由于海拔落差大，破面地层特征不一等原因，岷江河谷内的生态恢复，很难找到一个共通的范式，而必须根据不同的区域和地段，集成不同的技术组合，不管是采用“治山植树”、“封山育林”等手段，还是改良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最终的目标，仍旧应该是生态系统的功能恢复，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这需要长期的努力，甚至是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潘开文说，从目前的情况看，龙门山以东植被恢复到震前水平，也需要10年左右，岷江干热河谷地区，则需要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即便是龙门山以东的地区，恐怕也需要近50年的时间。
